一、中国的主流媒体的非营利性
1、媒体形象
2、作者：胡智锋，北京电影学院d委副书记、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雷盛廷，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3、 构建“开放式”传播框架
4、重构生产模式
5、国内企业和媒体声誉评价的代表性体系
6、“中国电视节目榜”由《新周刊》杂志在1999年发布，2008年改为“中国电视榜”，2013年更名为“中国视频榜”，该榜单主要通过评选推荐委员会进行初选和复选，评选推荐委员会则涵盖来自不同学术界、文化界具备专业文娱素养的意见领袖，具有较高的评判标准。榜单常常以一系列犀利的主题审视中国电视的发展，堪称评价中国电视的舆论先锋。
7、二是加快推动建设全链条境外风险管控体系，更好指导“走出去”企业和金融机构管控境外风险。
8、全国两会召开在即。3日，中新经纬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下称中国信保)获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信保d委书记、董事长宋曙光带来多份提案，重点关注构建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方面。
9、构建多元立体安保体系
10、因此，面对众多的社会变化，中国主流媒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更为贴近民心的表达，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一方面，要以丰富的内容生产提供民生内容供给，直面就业、收入、社保、住房、医疗、教育、养老、交通、生态环境等老百姓最为关注的领域，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引领社会正向价值、揭露不良现象、监控社会环境等，回应和满足人们对社会民生议题的关切。而在舆论监督和负面新闻报道方面，还要特别注意舆论引导的时机、节奏、策略等问题，“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传播的时机、节奏和策略，导致发声不足或过密，都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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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近些年来，在中央的部署和指导下，中国主流媒体的媒体融合发展进入快车道。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出了具体部署。《意见》首次提出要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和新型媒体集团，构建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2018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明确而又具体地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作出部署要求。中央意见出台后，中央与地方主流媒体加快融合步伐，积极探索新型主流媒体建设新路径。在中央主流媒体层面，通过推进媒体结构调整、创新媒体运营机制、研发全新媒体技术、打造新型内容生产系统、制作融媒体内容产品等，不断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在地方主流媒体层面，积极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助力新型主流媒体在基层的创新发展。
13、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14、 传统主流媒体在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较为稳定和完善的架构体系，包括生产体系、播出体系、管理体系、组织体系等。这些架构体系，诸如人员分工、部门配置、组织方式等大多是按照传统的采编播流程和部门进行设置，要想调整为新兴媒体的架构体系则相当困难，不但需要兼顾原有的传统架构体系，还要考虑适应新的传媒技术环境的需要，而其原有的激励机制、管理方式、传输线路等都需要重新研究、设计和改造。同时，从上面的指导部门到下面的基层单位的纵向结构，以及从传统主流媒体到外部市场机构和商业主体之间的横向结构，都需要打通脉络、重塑关系。传统主流媒体架构体系的调整充满挑战。
15、订阅信息
16、四
17、改善中国非营利组织法律政策环境的政策建议
18、与此同时，由价值观差异所造成的文化冲突、由意识形态不同所导致的东西对峙，以及舆论格局“西强我弱”状态等现实存在，对中国和平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体系、中国主流媒体影响力等造成巨大压力，对此重要背景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19、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于1984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是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全国性社会组织。
20、借鉴目前相对成熟的声誉商数(RQ)测量模型，结合中国主流媒体的现实语境，本研究将中国主流媒体声誉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媒体形象、产品质量、财务业绩、工作环境、社会责任、发展前景等一级指标及若干二级指标(见表3)，各指标测量可采用李克特量表来收集数据。
二、国内主流媒体有哪些
1、 适配“移动化”传播场景
2、中国主流媒体面临的新环境
3、“建议加强各方信息共享和协同联动，建立完善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白名单’制度。”宋曙光说，可以考虑依托核心企业构建上下游一体化金融供给体系和风险评估预警体系，提供系统性金融解决方案，更好发挥金融稳链拓链强链作用，提升我国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
4、宋曙光建议，围绕加强我国海外利益保护，积极构建多元立体的安全保障体系，整合政府、行业、企业各方资源，形成工作合力，增强我国海外利益保护能力；加快推动建设全链条境外风险管控体系，更好地指导“走出去”企业和金融机构管控境外风险。
5、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6、 在新的技术环境下，中国的主流媒体的技术转型升级符合国家、人民和市场的三重需要，但同时在硬件技术、技术体系、技术思维的调整和转变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和挑战，由此共同构成了中国主流媒体在新的技术环境下面临的新形势。
7、在新环境下，中国主流媒体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形势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深刻影响着中国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与创新发展。
8、第政府改革的滞后效应。在转型时期，非营利组织扮演着承接政府逐步退出并转交给社会的部分社会职能的角色。这个过程并非简单的职能移交，而是反映着整个社会治理结构与观念的根本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政府自始至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是一个由政府推动的过程，其中政府自身的改革与相应的社会进程密切相关联。目前，中国的政府改革显然滞后于相应的社会进程。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在观念和认识上的落后，例如对多元治理模式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不明确，对关乎政府职能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认识不足，担心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会危及国家的政治经济基础，等等，这使得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左右摇摆，部门之间相互扯皮，无力打击在“非营利”名义下开展的牟利等不法行为。政府改革滞后的第二个表现是制度和政策上的不配套。比如：在机构改革中调整了的政府职能迟迟不能落实到位，在非营利组织的登记注册、监督管理、优惠税制等诸多方面，不仅约束过严，且彼此不配套、不协调、不到位，严重影响着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9、《经济观察报》的“中国最受尊敬企业”评选
10、强化保单融资支持
11、 权重发生位移
12、2
13、中国主流媒体面临的技术机遇
14、第媒体声誉是媒体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外在表现，也是媒体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核心基础。媒体组织的传播力和公信力既是媒体声誉的基础和重点，又是媒体良好声誉的前提和保证。公信力是主流媒体维持和扩大影响力的心理保障(强月新，2015)，一个失去公信力的媒体自然不可能在公众中产生影响力。
15、技术对传媒生态的影响
16、政治新形势：展现负责任形象
17、中华文化本身拥有绵延不绝的强大生命力与博大精深的丰富资源，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中华文化对外显得缺乏活力，对内则缺乏足够强大的内生性文化认同和文化凝聚，造成文化主体性意识薄弱等问题，总体上讲就是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导致精神缺钙。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软实力都必须得到提升。
18、一是立足自身独特地位，彰显权威性。主流媒体拥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政策优势和媒体地位，积累了较强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在权威性信息的掌握与发布方面，特别是在重大主题性、突发性信息报道上拥有丰富经验和强大能力，除了掌握第一手和信源可靠的信息外，还拥有专业的采编制作态度与水准。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主流媒体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示的权威报道和解读，对中央决策部署、疫情防控有效措施的深入宣传，对防控一线专业人士的连续性、系列化连线采访，以及对疫区相关情况的调查采访等，使疫情防控中最具价值的信息得到公开、透明、全面、准确的报道与传播，有力地促进疫情防控整体形势产生积极变化，彰显了主流媒体的责任担当。
19、中国主流媒体在新形势下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全球化、国家战略发展和媒体融合纵深发展的新局面，这三大局面共同构成了中国主流媒体发展的新环境，也构成了中国主流媒体内容生产创新的总体背景。
20、邮编：100120
三、主流媒体现状
1、证券时报网
2、国内外既有的企业和媒体声誉评价体系
3、3月6日，《中国证券报》在“两会特刊”《引流金融活水助力经济转型升级》一文中刊发了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信保d委书记、董事长宋曙光：建设全链条境外风险管控体系》：
4、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传媒的生产技术缓慢向前发展，虽然产品的印刷质量、画质音质以及规模产量等方面有了大幅提升，但是无论从生产组织方式还是从生产技术和工艺来看，仍基本属于在“机械化”生产阶段下进行的辅以手工操作的批量化规模生产。而随着5G、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智能化”的传媒生产方式和传媒产品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在“智能化”生产模式下，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技术逻辑的精细化生产将成为主流，逐步取代过去老旧的“机械化”生产模式。
5、凡注明“来源：XXX(非本订阅号)”
6、美国学者罗纳德·奥尔索普(RonaldJ.Alsop)曾说，“声誉管理的第一步，就是衡量自己的声誉”(Alsop，2004：16)。对于主流媒体的声誉管理来说，测量媒体声誉同样是首先需要完成的任务。由于目前媒体行业的声誉意识及声誉管理相对滞后，在媒体声誉的测量方面鲜有现成的模式和工具，因此，构建主流媒体声誉评价体系需要梳理国内外既有的企业和媒体声誉评价体系。
7、作为具有企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社会组织，主流媒体能否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同样决定着媒体从业者对所在媒体的声誉评价。社会责任主要包括正确引导、人文关怀、繁荣文化、职业规范、安全刊播等5个二级指标，本项指标参考了中国记协发布的《媒体社会责任报告》，从政治导向、文化引领、伦理规范、实践效果等多层面考察了社会责任的主要面向。从2014年起，中国记协开展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工作，至今已发布七次报告，有51家媒体发布了其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国记协网，2019)，既直观展现了中国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也利于赢得良好的主流媒体声誉。
8、鉴于媒体声誉的上述独特性，结合相对成熟的企业声誉研究作为媒体声誉研究的重要参考，能够为主流媒体声誉评价提供借鉴。需要注意的是，媒体声誉评价在向企业声誉评价汲取成果经验的同时，还需要结合中国主流媒体的现实情况进行本土化的修正与完善，而这正是本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所在。
9、 在新的传媒环境下，传媒市场也无法脱离主流媒体。一方面，主流媒体因其权威的资源优势，仍然拥有数量庞大的受众群体，在传媒市场中依旧携带流量。这方面具体表现在：主流媒体以传播主体的形式进驻商业平台为平台带来流量，或主流媒体自建技术平台，商业传媒主体跟进运营。无论哪种方式，主流媒体都为市场的活跃带来了潜在流量，其作用不可估量。另一方面，主流媒体因其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其营造的话题是市场化商业媒体内容生产的重要来源。市场化商业媒体需要围绕主流媒体所营造的话题来做文章，或进行内容转载，或生产衍生内容，或引起彼此对话，或引发受众讨论。因此，主流媒体能够让传媒市场的布局更加健全，也让传媒市场所生产的内容产品更具价值且具有更为持久的影响力，是传媒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10、 移动场景下的内容接收是当下和未来媒介用户的重要需求。主流媒体应更进一步地适应移动化的传播场景，一方面要拥抱现有的移动化技术和平台，充分发挥自身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优势；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搭建自主构建的移动化传播平台，尽快形成具有主流影响力且以主流媒体为主导的移动化传播体系。同时，主流媒体也应意识到，移动化的传播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移动，不是简单粗暴地把内容放到移动载体上传播，而是应该从内容、关系、需求、服务等各个方面都围绕移动场景来展开。这就要求主流媒体的内容更灵动、技术更先进、手段更丰富、思路更创新，为用户不仅仅提供单纯的内容，而且还要适配用户生产生活的移动场景多样化的特定需求，充分发挥个性化和智能化的服务功能。另外，媒介用户移动化场景的需求永远与移动硬件设备和技术支持相联系，主流媒体也应更关注甚至进入移动技术和设备的生产研发领域，探索联合研发、参与研发或委托研发等多种方式，打通内容和渠道、产品和服务、硬件和软件等方面的脉络，更进一步适应未来移动化传播场景的需求。
11、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的“中国电视掌声·嘘声”
12、当今的中国媒体已经形成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等共同发展的崭新格局。各种媒体和平台都拥有自身的优劣势，共同面对着新环境中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13、五
14、 采取“融合式”生产方式
15、3月3日，中证网刊发了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信保董事长宋曙光：建议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内外贸政策性保险保障力度》：
16、中国社会在转型期的阶层分化问题日益显著。以社会群体多种多样的差异要素进行划分的群落越来越多，如以收入状况划分的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还有按教育程度、社会声望、生活品质等指标的划分等等，而人们越来越频繁热络的社交媒体接触和应用，也加剧了各种各样群落的产生。每个阶层、每个群落都有自身的价值诉求、利益诉求，也有不同的话语表达、媒介表达，使得中国的社会景观和媒介景观更为多元复杂，也更增加了主流媒体传播主流价值和主流声音的难度。
17、 体系调整的挑战
18、中新经纬
19、 主流媒体应引入更多“智能化”的生产技术和机制，改变原来“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从硬件设备、软件支持、技术保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围绕“智能化”生产技术和建设“智媒体”进行全面升级。在内容策划上，可采用智能算法抓取焦点话题，提取热门题材，给决策者提供更多科学依据和效果预判；在素材采集上，可以更多地采用智能设备，自动完成图像、声音、文字的采集，提升生产效率；在编辑合成上，重视运用“智能化”技术进行编辑写作，研发和投入更多“智能化”技术应用，从而实现智能编辑与人工编辑高效协同工作；在表达呈现上，应更加注重人机交互，让受众/用户更便利、更人性化地接受信息和使用产品。
20、美国《财富》杂志的“全美(球)最受欢迎公司”评选
四、中国主流媒体的特点
1、 国家需要
2、总之，国家对主流媒体抱有迫切的需求和极大的期待，期望主流媒体在传播中国价值观、维护中国意识形态、改变“西强我弱”世界舆论格局等方面有更大作为。中国主流媒体的发展是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具体实践都是在围绕国家发展战略、服务国家发展需要中进行的。中国主流媒体面对着国家战略发展的迫切需求，需要不断通过实践来塑造正向、立体、全面的中国，彰显中国主流媒体的新时代使命担当。
3、国外企业声誉评价的代表性体系
4、中国主流媒体声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5、宋曙光表示，中国信保将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深化改革，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以企业级业务架构为依托，数字赋能内外贸企业发展；围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积极做好产业链稳链拓链工作，着力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强化全产品全流程统筹，加大承保支持力度，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助力国民经济循环畅通。
6、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导致传媒技术发生裂变式、革命性新生，深刻影响了传媒的生产与传播等诸多领域，媒介生态格局在比例、权重、属性等方面也都发生了重大变革。虽然目前我国主流媒体由于技术的掣肘受到诸多力量的束缚，但主流媒体的技术转型升级既是国家的需要也是人民和市场的需要，背靠国家、心系人民、惠及市场成为其发展的巨大潜力和重大机遇。诚然，主流媒体在体量庞大、势头足和惯性大的同时，出现转向难、加速慢的问题也在所难免。然而，主流媒体在时间的推移与加速中一旦找准契机，顺势而为，深度拥抱与应用新技术，重构“非线性”“智能化”“融合式”的生产模式，重构“点对点”“移动化”“开放式”的传播体系，参与更多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成为社会信息流通的主动脉，其终将能够构建媒介新姿态、新关系、新景观，最终重新引领媒介生态格局主潮流。
7、对于中国主流媒体而言，需要进一步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向着深度融合发展，进一步统筹做好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的融合创新工作，特别是因应移动化、智能化、社交化和视觉化的传播新趋势，以融合创新实践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让主流媒体的舆论阵地更强更好，牢牢占据新形势下的传播制高点。
8、第发展不平衡。这表现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领域之间，呈现巨大的差距。就区域不平衡来说，不仅东西相比西部发展严重不足，沿海和内地相比内地发展严重不足，而且同为东部和沿海，区域之间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有很大差距；就城乡不平衡来说，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非营利组织发展得较快，开展的活动较为集中，社会对非营利组织的认知和公信度也较高，但是在中小城镇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除了扶贫开发的少数外来的非营利组织之外，真正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很少，社会对这些组织的关注和支持也很少；就不同领域之间的不平衡来说，非营利组织在那些相对说来政策宽松、易于得到资源而进入门槛较低的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但那些存在大量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公民参与的领域，包括一些重要的公共政策领域，如失业与就业、社会保障、劳工权益保护、国际区域冲突和外交等领域，却因种种原因极少有非营利组织进入。这对于非营利组织整体部门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9、二是在意识形态层面。意识形态是基于价值观等因素的思想，是体现在文化、宗教、政治等方面的理念，尤其反映在政d、政权和国际政治中的输赢之争上。如果说价值观存在差异和冲突，意识形态则存在争辩、竞争，乃至对峙、博弈。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分属不同体系，具有完全不同的理念，其因制度、阶级、民族、宗教等方面的理念差异而形成的严重对峙局面一直没有改变。从上世纪90年代的“和平演变”到进入新世纪的“颜色革命”，都是意识形态领域激烈斗争的直接显现。西方国家一直以来都没有放弃瓦解、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企图，这对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挑战和威胁，其形成的巨大压力会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而不断增大，对峙和斗争在某些时期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10、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除了需要建设一个良好法律环境外，还需要解决其人事体制的接轨问题。非营利组织难以留住人才是目前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不仅在于工资待遇的差距，更重要的在于人事制度上的不规范。由于非营利组织在编制问题上缺乏与其他部门的衔接，非营利组织的专职就业人员在户口、档案管理、人事流动、职称、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一系列困难，都成为制约非营利组织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的重要因素。解决非营利组织员工就业和相关的社会保障等问题，关键在于建立非营利组织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和相关的制度规范，并将之纳入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整体的人事、福利、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建立人才交流中心对非营利组织的档案管理制度，在医疗、退休养老、劳动、失业等保险金的缴纳方面，制定非营利组织相应的标准等。
11、重回引领主潮流的媒介生态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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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二是建议加快推动建设全链条境外风险管控体系，更好指导“走出去”企业和金融机构管控境外风险。
14、当下，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5G等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在促进中国主流媒体繁荣的同时，也为其声誉评价与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一方面，新媒介技术催生数量众多的自媒体，吸引了用户的广泛使用，并与专业化媒体争夺受众，使用户接触传统媒体的机会大大减少；另一方面，信息主体和信息来源空前丰富，未经核实、对主流媒体声誉不利的虚假信息更容易迅速且广泛传播，这无疑加大了主流媒体声誉管理的复杂性。因此，在新媒介环境下，主流媒体要不断提升其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新华社，2019)，借助媒体声誉管理发挥其既有的职业权威和专业优势，迎接“后真相”时代的复杂挑战(Gutsche，2019；王辰瑶，刘天宇，2019)，并不断重塑和强化既有的媒体声誉，使之产生更大的声誉效应。
15、社会责任
16、与此同时，全球化也给中国主流媒体发展带来诸多问题和挑战。一段时期里，过度依赖国外资源、崇尚西方价值的现象，比如盲目引进国外节目模式、以西方标准进行新闻内容生产等情况，严重制约和影响了中国主流媒体的自主创新能力、舆论引导力和全球竞争力，少数中国媒体甚至唯“西方”马首是瞻，丧失了正确的价值引领，也丧失了在全球媒体舞台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可喜的是，近些年来中国主流媒体在积极因应全球化变局、适应全球媒体新环境的同时，坚守正确的价值导向，不断推进全方位的自主创新，不仅在节目制作上产生了一系列本土化创新的现象级作品，为全球传媒创新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而且在全球媒体话语体系构建中积极释放中国声音，为建设世界传播新秩序贡献中国智慧。
17、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是从苦难中奋进、崛起的历史，经历鸦片战争、推翻帝制、内外战争，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程。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18、全球化意味着生产资源的全球配置与争夺。马克思最早以“世界市场”的概念将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研究，预想了“全球化”的雏形。伴随“地理大发现”、大国崛起的此起彼伏和全球的革命浪潮等历史进程的推进，全球化逐渐成为不可阻挡的大潮流，世界历史呈现出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全方位一体化的趋势。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全球政治经济博弈，世界版图被重新瓜分，资源被重新配置。从“美苏争霸”到美国“一家独大”，中国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抓住战略机遇期，快速进入全球化格局。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迅速成长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18年的中美贸易争端又成为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其中，中美贸易争端所显现出的不仅是两国经济关系中的贸易摩擦，还有美国的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倾向，中国则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转而成为逆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在这种逆反趋势中，中国旗帜鲜明地扛起全球化大旗，在新环境下引领全球化发展的新方向，比如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以及对新的全球治理观的倡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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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国主流媒体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历史性变化，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虽然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准普遍有所提高，但依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主要是因为人们有了更高的美好生活需要。当今中国社会的中等收入群体在不断增多，人们的思想价值、态度行为等也产生了较大变化，包括生活观、养老观、育儿观、婚恋观等方面都发生着新的转变，并且极易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2、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登记管理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门槛高、限制多、监管不力。其中最核心的原则是双重管理体制，即对非营利组织实行“登记管理机关”(14)和“业务主管单位”(15)双重审核、双重负责、双重监管的原则。由于业务主管单位要对所属非营利组织的活动负责，却并不能从中受益，加之条例中并没有对业务主管单位作明确指定或者必须审批的义务规定，从而导致各业务主管单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申请的非营利组织，尤其民间成立的组织，大多采取推托的态度，使得独立申请的非营利组织很难被批准，不得不转而求助工商登记或者不登记。双重管理体制成为制约非营利组织发展的门槛。和双重管理体制并行的制度性规定还包括：分级管理原则、非竞争性原则、限制分支原则(16)等。这些原则均遗留着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社会事务采取行政管理的痕迹，制约了非营利组织的独立发展。
3、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舆论场和话语场变得多元复杂，不同的媒体机构与平台也各自呈现出自身的独特优势和内在问题。比如，传统媒体擅长宏观呈现与宏大叙事表达，但又存在不接地气、传播力弱化等问题。而新兴媒体包括自媒体更偏向微观呈现与个体叙事、个性表达，并以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所不及的传播优势超越传统媒体，但也鱼龙混杂、乱象丛生。对于主流媒体而言，应积极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在权威性、时效性和专业性的凸显中引领正面舆论导向。
4、 市场需要
5、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还面临文化方面的挑战。在中国，非营利组织是一个外来语。西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有着来自文化方面的深厚积淀，包括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普遍的公民意识、自治观念、法制观念、契约精神、公益精神等，而中国缺少这些方面的文化背景。不仅如此，在迅速发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旧的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伦理观念受到巨大冲击，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甚嚣尘上，社会资本体系全面扭曲，使得非营利组织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志愿精神、公益精神和社会公信严重不足。这一切，都成为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无形障碍。
6、 面对国内外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国家迫切需要主流媒体抓住技术机遇进行转型升级并继续发挥积极作用。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首先，主流媒体的技术升级是新闻舆论工作的需要，国家需要主流媒体运用新技术做好舆论监督和引导工作，传播主流的声音；其次，主流媒体技术升级是文化导向的需要，国家需要主流媒体运用新技术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中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后，主流媒体技术升级是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国家需要主流媒体运用新技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在国内外复杂网络环境中把控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
7、3
8、二
9、四是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内外贸信贷支持和政策性保险保障力度，依托内外贸企业应收账款、存货、订单、保单等，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对内外贸一体化经营企业加强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和国内贸易信用保险协同支持，推动内外贸高效运行、融合发展。
10、宋曙光建议，加强各方信息共享和协同联动，建立完善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白名单”制度，依托核心企业构建上下游一体化金融供给体系和风险评估预警体系，提供系统性金融解决方案，更好地发挥金融稳链拓链强链作用，提升我国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
11、出口信用保险是国家为了推动本国的出口贸易，保障出口企业的收汇安全而制定的一项由国家财政提供保险准备金的非营利性的政策性保险业务。截至2022年底，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下称：中国信保)累计实现承保金额1万亿美元，惠及28万家外经贸企业，累计支付赔款18亿美元。
12、结语与讨论
13、从现有文献看，新闻传播学领域针对中国主流媒体声誉评价与管理的研究尚不多见，这一方面表明研究新媒介环境下中国主流媒体声誉评价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另一方面也突显出主流媒体声誉研究在理论建构和实践操作方面的意义。在理论层面，构建主流媒体的声誉评价理论模型和指标体系，能够丰富学界对于中国主流媒体的研究，使学界在关注媒体文本内容等微观层面的同时重视主流媒体的声誉评价与管理等宏观层面，在理解国际传播趋势与规律的基础上把握中国主流媒体的优势和不足，建构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新华社，2019)。而在实践层面，构建主流媒体声誉评价体系则有助于中国主流媒体把握具体的生产、传播以及经营管理策略，有效提升媒体的实践水平。只有树立正确的媒体声誉观念，重视主流媒体的声誉管理，珍视主流媒体在传播实践过程中的社会公信力和美誉度，妥善处理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中国主流媒体才能塑造并维护其良好声誉(高贵武，2017)。
14、 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在内的传统大众媒体通过现代通信技术，把信息通过广覆盖的“点对面”的形式传播给最广大的受众群体。这种广撒网、粗放型的传播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信息的全覆盖问题，让人们能够获得统一而权威的信息，但同时也呈现出传播不精准、内容无差异的短板。随着互联网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原来传统的“点对面”的传播方式逐步发展为“点对点”的新兴传播方式，为实现信息的精准化和个性化传播提供了技术基础。新的传播技术能够让传播者分别连接不同的受传者，通过用户的海量使用数据对用户的社会阶层、社会关系、兴趣爱好、生活习惯等方面进行用户画像，并通过时间、位置、场景等信息动态地对用户进行个性化的内容推荐，实现主体之间的双向信息互动。同时，“点对点”的传播方式也让传媒越来越具有社交化的属性特征。
15、“今年我的提案重点关注构建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方面。”宋曙光说，建议围绕加强我国海外利益保护，积极构建多元立体的安全保障体系，整合政府、行业、企业各方资源，形成工作合力，增强我国海外利益保护能力。
16、技术对传媒生产的影响
17、“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信保立足政策性职能定位，全方位推进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流与合作，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设施联通、贸易畅通与资金融通。2013年至2022年，中国信保累计支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和投资约3万亿美元，支付赔款6亿美元。
18、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宏观导向和价值引领层面，中国主流媒体需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基础，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时代主流媒体的创新发展。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需要中国主流媒体始终秉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理念和原则，以此来凝聚和彰显新时代特色的中国主流价值，努力实现守正创新、培根铸魂、凝心聚力。
19、在这里，关心新闻人自己的命运！
20、 传统主流媒体的信息传播大多依赖固定的传播场所或者特有的传播介质，受众是在相对固定化和仪式化的传播场景中获取信息的。在传媒技术相对传统以及信息数量相对匮乏的时代，这样的传播场景有其历史价值，但随着新技术的出现，特别是移动设备的极大普及，移动端能够兼容以往传统媒体几乎所有的内容形态，人们无须固守着特定的场所和特有的媒介，只需要通过随身携带的移动设备即可便捷地获取海量信息。这种极为便利的传播方式也培养并催生了人们对于移动场景获取信息的极大需求。在我国，移动端用户数量庞大，用户黏性高，移动互联网高速增长，市场红利表现突出，移动端已经成为并将进一步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媒介。通信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继续加速用户从传统媒体向移动媒体迁移，包括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内的中央级主流媒体，都在积极构建移动端的传播生态。大量媒介内容在移动端状态下快速生产，移动媒介的触角深入社会生活各个角落，无处不在的移动化的媒介内容生产让整个社会卷入媒介传播的洪流。
六、中国的主流媒体的非营利性
1、3月3日，中新经纬在“财眼观两会”专栏中刊登了专访《全国政协委员宋曙光：建设全链条境外风险管控体系》：
2、中国证券报
3、加强海外利益保护
4、作为国际通行的支持外贸企业的政策措施，出口信用保险在为外贸企业提供风险保障和融资增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信保d委书记、董事长宋曙光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建议，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内外贸政策性保险保障力度，同时对内外贸一体化经营企业加强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和国内贸易信用保险协同支持。
5、对于媒体从业者而言，其所在媒体机构的工作环境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环境既包括物理的工作空间，也包括职业发展等心理空间。具体而言，工作环境涵盖交通便利、管理高效、待遇优厚、晋升空间等4个二级指标，从工作位置、工作氛围、工作薪资和工作职务等角度全面衡量媒体从业者的工作环境，进而衡量中国主流媒体的声誉评价状况。从2017年起，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机制开始全面运行，基本能够将各方采访、编辑和技术力量统筹结合，再造媒体的采编发流程，提供了较好的工作环境。
6、第社会转型中基本价值与制度构建的双重缺陷。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相比社会经济的迅速变迁，制度和文化建设方面出现一定程度的空缺。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而言，首先面对的是来自现行法规和政策上的严格的制度限制。当前我国在民间组织管理上的基本特点是：门槛高、限制多、监管不力。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分级管理原则(11)和非竞争性原则都与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相关，它们设置了一个对于普通公民来说高得难以逾越的门槛，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非营利组织通过登记注册来获得合法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一个组织一旦登记成立，除了象征性地接受财务管理方面的“年检”之外，没有任何日常性的评估和监督管理方面的制度约束，同时也难以落实有关公益事业的减免税待遇。其结果，使得整个第三部门内部良莠皆存，实际上损害了真正的公益组织。近来频频出现的公益腐败现象，包括挪用巨额善款进行非正常投资等问题，其根本原因也在于非营利组织管理上长期存在的制度缺陷。国外一般按照宗旨、收入分配及其开展的活动严格划分营利和非营利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并对不同性质的非营利组织给以不同的税制待遇和相应的管理办法。国内则没有这样的区分和明确规定，比如把本来就包括营利和非营利两种类型的民办学校全部规定为非营利，对基金会不分运作型和资助型统统算作公益组织，在财务管理上更是胡子眉毛一把抓——统统采取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办法，这中间存在的巨大制度空间为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方便。同时，在基本的制度建设方面，如理事会制度、社会监督机制、财务公示制度等方面，现行法规和政策上并没有具体明确的要求，使得非营利组织各行其是、无所适从。
7、在这里，进行深入而严肃的思考
8、通过深度访谈发现，中国主流媒体的声誉评价指标(初步)在一级指标设置上较为合理，且得到超九成受访者的认同。然而，在二级指标设置上仍需改进，体现在：媒体形象中的媒体好感、诚实而有道德、对国家和社会有贡献等清晰度较弱；产品服务中的指标表示可再明确；工作环境中的环境现代舒适、空间宽敞自由、氛围融洽友好等指标可删除；社会责任可借鉴中国记协发布的《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增加正确引导、人文关怀、繁荣文化、职业规范和安全刊播等指标，删掉环保意识和善待他人等较为晦涩的表述；发展前景中调整行业前景、经济应对能力，改进为领导团队、平台优势等指标；财务业绩中突出用户基础的指标，适应新媒介环境的变化。经过修改完善，最终形成了中国主流媒体的声誉评价指标体系修正版(见表4)，并加以具体指标说明。同时，我们再次将修正版与先前的15位受访者进行回访，他们对中国主流媒体的声誉评价指标体系(修正)表示基本认同，进一步验证了指标体系的合理性。
9、 硬件升级的挑战
10、 主流媒体应该看到“点对面”粗放式的传播方式的优势与不足，在继续发挥传统大众媒体“点对面”的强势传播和大范围传播作用的同时，增设和强化“点对点”精准化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如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平台、渠道、终端的“点对点”精准的个性化内容输送；通过双向传播通道，与用户之间信息互通并形成良性互动，变灌输型传播为社交型传播，收集和反馈用户信息，及时对用户调整传播内容和传播策略，为媒介传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基础保障，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11、我国目前尚缺乏一套系统、可行的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政策。一般而言，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非营利组织自身的优惠；二是对面向非营利组织的捐赠方的优惠。我国现行有关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惠主要依据1999国税发65号文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此前有1997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征收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关于对社会团体收取的会费收入不征收营业税的通知》，规定了对社会团体的财政拨款、政府资助、社会捐赠、会费等方面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对社会团体规定标准的会费不征收营业税等。1999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基金会应税收入问题的通知》又对基金会的企业所得税问题做了规定。在对捐赠方的优惠方面，1999年国务院公布《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公益事业的捐赠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是涉及捐赠方税收优惠的重要法律。而以美国为例，其税法(17)规定了30余种免税组织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惠包括所得税优惠、财产税优惠和失业税优惠；另外，向公益型非营利组织捐赠的机构和个人还享有应缴税所得额扣除和财产税、遗产税减免。(19)相比之下，我国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政策不明确、不具体、不系统。目前以所得税优惠为主，范围也比较局限；同时在财产税，以及我国主要的税种——商品税中，缺乏对非营利组织的专门规定，尤其缺乏对民间成立的非营利组织的优惠措施。如对非营利组织的进出口关税规定尚需明确，(20)在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的条例中均只规定了对“人民团体”(21)的税收优惠，(22)其中许多法规颁布较早，随非营利组织作为与政府、企业相对应的“第三部门”的迅速发展，这些法规需要作出调整。税法中应明确体现出对非营利组织的界定、对不同类型非营利组织减免的税种、减免幅度等具体内容。
12、发行代号： 国内82-594国外BM-1746
13、改革有关登记管理方面的法规政策
14、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4号
15、在这里，读懂转型中的中国新闻业
16、 从“线性”生产到“非线性”生产
17、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在42个国家进行的非营利组织国际比较研究项目结果显示，非营利组织的平均收入来源结构为：服务收费49％、政府资助40％和慈善所得11％，其中保健(55％)、教育(47％)和社会服务(45％)领域政府的资助尤其显著。(23)这说明政府的财政支持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我国1999年国务院开始在各部门机关试行政府采购，(24)2002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正式颁布。采购法规定了政府(25)对货物、工程和服务的采购原则，包括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国务院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采购方式等6种政府采购方式，并指明公开招标应作为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政府采购，尤其公开招标的方式，应是非营利组织获得财政支持的重要渠道，但在目前的实际运行中，大部分非营利组织尚未被纳入采购的对象。因而，在政府采购的进一步实行中，有必要认识到非营利组织是政府采购的重要面向对象，政府采购需要认真贯彻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这样才能有利于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开展。
18、社会新形势：追求美好新生活
19、一是坚守“不忘本来”理念。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主流媒体要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保持高度的认同和坚定的自信，摒弃盲目跟随、崇尚外国文化和西方价值。要善于挖掘、提炼具有现代价值和意义的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红色文化资源，以此作为媒体自主创新的重要基础，体现中华文化独特民族风范和气质。要通过不断创新的新闻报道、文艺节目、电视剧、纪录片、短视频等形式让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红色文化鲜活起来，更好地服务于当代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
20、中国主流媒体面临的技术挑战
1、简言之，国内外企业和媒体声誉评价体系可分为三种基本模式：一是设立具体指标进行声誉评价，即通过指标赋分，最终计算得分，如德国《管理者杂志》“综合声誉”测评；二是经过推荐委员会投票衡量进行评选，如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的“中国电视掌声·嘘声”评选、《新周刊》的“中国电视节目榜”；三是既有推荐委员会的提名，又有严格的指标赋分程序，如美国《财富》杂志的“全美(球)最受欢迎公司”评选、美国声誉研究所的“声誉商数”测评。尽管评价方式和程序不同，但三种模式对中国主流媒体的声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均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2、非营利组织有时亦称为第三部门(thethirdsector)，与政府部门(第一部门)和企业界的私部门(第二部门)，形成三种影响社会的主要力量。非营利组织还是必须产生收益，以提供其活动的资金。但是，其收入和支出都是受到限制的。非营利组织因此往往由公、私部门捐赠来获得经费，而且经常是免税的状态。私人对非营利组织的捐款有时还可以扣税。
3、国家发展战略的迫切需求
4、文化新形势：提升文化软实力
5、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中国目前尚未形成专门针对主流媒体所做的媒体声誉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设计的中国主流媒体声誉评价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开创性，设定媒体形象、产品质量、财务业绩、工作环境、社会责任和发展前景等指标，并以规范的李克特量表作为数据测量的方法在现有研究中尚属首创，这对于指导新媒介环境下中国主流媒体声誉评价的实践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6、
7、技术对传媒传播的影响
8、d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新闻舆论、文艺等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以及中央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顶层设计、方针政策等，成为新形势下中国主流媒体发展的根本遵循，也为中国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确定了新任务。具体而言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9、一是进一步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一方面，因应媒体融合向着纵深发展的新趋势，传统主流媒体要实现从相“加”到相“融”，建构适应融合环境下的新型话语体系、生产架构和传播模式。比如在话语表达上要努力转变传统的宣传思维，放下高姿态，更好地把握受众心理，以更接地气、更加灵活的方式传达主流声音；在生产架构上，实现采编生产流程的全新重构，以生产融媒体产品为目标；在传播方式上，打造主流媒体的全媒体矩阵，特别是建立主流媒体的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平台，加大传统主流媒体与移动互联网平台的融合，拓展主流媒体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空间。另一方面，主流媒体在借鉴、应用新兴媒体手段、形式的同时，也应主动加强与拥有一定影响力的互联网商业平台和专业化媒体的合作互动，借助这些平台的用户和专业资源、技术和运营优长等特色，壮大主流舆论阵地。
10、本期执编/Tim